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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学与新闻传播学的

      发布时间:2018-01-22 11:20

      以报刊为核心的中国近代新闻史研究涉及新闻传播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视野。当前传播学视阈中的报刊史探索以媒介本身形态及其内在发展规律为探讨对象,着重考察报刊、报人及其经营管理,而史、思想史视阈中的报刊侧重分析报刊承载的信息或时评的社会语境。

      以报刊为核心的中国近代新闻史研究涉及新闻传播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视野。当前传播学视阈中的报刊史探索以媒介本身形态及其内在发展规律为探讨对象,着重考察报刊、报人及其经营管理,而史、思想史视阈中的报刊侧重分析报刊承载的信息或时评的社会语境。王天根教授的新作《近代中国报刊与社会重构的传媒镜像(1915-1937)》(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年)注重历史学与新闻传播学的跨学科对话,侧重从报刊与社会历史变迁的互动关系中探讨报刊演变的路径。

      近代中国历经君主、君主立宪、共和等多种语境的转换,面临着“国家重建”与“社会转型”的历史任务,传媒在国家——社会之既紧张对峙又断裂错位的互动关系中扮演了调试者的角色。政局变动与社会秩序调整下,事件、社会事件往往和媒介事件相互勾连,文人与政客、党报与民间报刊的办报旨趣显然不同。此外,近代国家——社会关系框架中还嵌入军政利益集团和政党,它们拥有从属于各自的报刊充当喉舌和平台,而认同的差别又涉及报刊、报人、学人的言路趋向乃至知识分子群体的分化离合。是故近代报刊、报人、学人与国家、社会的角色认同极其复杂。从何处着手,以哪些报刊、报人、学人为考察对象颇考量研究者的功力。王天根教授在转向共和的语境下,撷取其中代表性政论刊物、民间报纸、报人及学人群体,分析彼时报刊、报人的言路趋向及其背后所牵扯的利益集团、政党、人事、经营、地域等外在环境与内在网络,揭示并解读国家—社会关系重构下媒介呈现的历史镜像,思考媒介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角色和地位。

      该书由三编构成,第一编包括“袁世凯军政利益集团与报刊的议程”“欧战语境下西方文明的暮色与中国《晨报》的呈现”和“欧战语境下中阀与新文化的媒介展示”三章,旨在呈现欧战前后国内外政局变动与中国报刊社会重建之互动。近代报刊与袁世凯军政利益集团的兴衰关联密切,近代学人议政往往以报刊为工具,而学人办报与近代军政集团及派系间的关系同样值得重视。欧战之后,无论从思想理念还是就社会秩序而言,中国社会重心寻找与重构都处在动荡不安之中,除了经济上衰败负面的影响外,也涉及秩序的重构及文化思想上新动向,这些都在作为研究系喉舌的《晨报》上有充分呈现。同时,以报刊为核心的传媒在欧战之后的新文化的建构与塑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二编包含关于五四运动前后报纸副刊的改革与京沪新中取向的两章,即“报纸副刊改革背后的党派与上海新”“报纸副刊改革背后的文艺阵营与京师新”,侧重考察新文化、新对其时报纸副刊的影响及救亡图存框架下副刊所呈现的化状态。“五四”前后报纸副刊尤受重视,与新语境下开风气密切相关。副刊作报的重要构件因其承载深度言论的长处而愈发受到报人及读者重视,后渐趋向独立,成为新思想(诸如社会主义等)辩驳的重要平台。而中国地理区域南北不同,京派与海派报纸及其副刊对影响显然不同。第三编处理新主义语境中报刊与知识精英言路渐次分野现象,包括“新主义话语下军政利益集团与报刊的转向”“中国党总陈独秀与政党语境下报刊”“自由主义核心人物胡适与学术纷争下《国学季刊》旨趣”“《语丝》《新月》与新文化健将渐次分界”和“抗战前夕《独立评论》与自由主义的”五章。在近代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报刊、报人及精英与军政利益集团以及政党关系密切,政论性报刊往往成为军政利益集团的工具。“五四”前后,报刊不但呈现出了中国社会关系重构的传媒镜像,而且也反映了诸多知识分子学术或选择中复杂的心态。陈独秀将其主持下的《新青年》改造为政党报刊,自由主义核心人物胡适也通过主持《国学季刊》等倡导“整理国故”,与新文化健将管理密切的《语丝》《新月》等影响力较大的刊物由侧重文学转向讨论后亦造成了知识分子阵营的分化以及部落化,而作为全面抗战前夕学人论政产物的《独立评论》与自由主义的则反映了近代精英的学理追求及其背后的利益分割。

      由此,该书对近代报刊与社会重构之间互动关系的讨论在纵横交错的脉络中得以彰显,这样的结构安排在兼顾历史书写的时间维度基础上,镶嵌着不同类型报刊演化的脉络,使得这一时期报刊、报人角色及认同的复杂性得以呈现。

      中国近代报刊史研究,因诠释框架不同而对报刊演变的主题、主线、主要问题产生不同看法,由此导致研究理论、视野以及结论都会发生差异。时期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树立了社会进化论模式,学者曾虚白的《中国新闻史》提倡社会有机体论模式,部分报刊史著作则坚持阶级斗争模式。上述几种解释框架的产生无疑深化了近代报刊史研究的广度及深度,升华了关于报刊史的认识,继而推动了学术的再创造,显然具备很重要的典范性意义。毋需讳言,其也暴露了学界对于近代报刊史叙事体系的缺陷与理论构建的不足。这就呼唤有别于传统的、有创见的研究视角、理论的出现。该书在解释框架和研究方法方面即有所创获。

      王天根教授一贯坚持研究近代新闻史要注意报刊自身嬗变的轨迹历程,研究中应当以传媒和社会互动呈现出来的规律为主要线索,断不能忽视传媒自身发展与社会环境之间所存在的促进和制约关系。以往的报刊史研究者通常对报刊所登载内容关心较多,想当然地站在报刊自身立场上开展论述,如此比照和分析的研究思路极易导致学术成果片面而缺乏说服力。该书则提倡将报刊视作载体的研究,要重视作为内缘的媒介自身嬗变与作为外缘的社会历史环境之间的关联,而不仅仅关注报刊内容。从报刊本身来看,在关注其本身经营与销售的基础上,还应留意报刊背后所涉及的极其复杂的社会关系。作者形象归纳出五个“同”构:即报刊自身发展深受同志、同事、同门、同学、同仁等关系的制约。报刊的言路趋向深受内外关系网络的影响;从报刊内容来看,报刊所刻画的社会图景是有所选择的呈现,内容的选择涉及记者、作者、编辑等,人的主观能动性意味着报道和评论具有一定偏向性。身为内容把关者的编辑往往受到立场、个人认知等方面的影响而做出有意识的选择,而不同留学背景、学术出身的精英对政局也有不同认知。例如,“五四”后,新知识分子社群内部因留学国别的差别而有留日派与欧美派的不同,这反映在言论阵地上则有《语丝》派和《新月》派。就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社群的阵地而言,也有逐步聚合到渐趋分化的过程;从近代中国社会历史环境变迁来看,近代中国的范式几经转换,突出表现为“国家重建”与“社会重构”的对峙与错位,而不同语境下报刊的旨趣亦有所变化。诸如从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出发,报刊中体现的民族主义倾向显而易见,深层次的原因可归结到彼时殖民者与被殖民者身份的区分和认同。又如近代报刊语境涉及帝国主义对华统治,而从统治次序、地理方位、立场等不同视角观测可彰显多重审视的目光。作者由此提出:“考察近代报刊不仅仅涉及报刊的语言、概念、文本、文体,还有问题及其意义”(第22页);从政党报刊来看,自袁世凯军政利益集团的经营到、党高度组织化的政党报刊体系,这一过程可以抽绎出一个鲜明的演进脉络。作者强调,近代报刊与利益集团、政党关系颇为密切,具有明显的党性、派性特色。不同力量往往拥有面向不同受众的平台,如从属研究系的《晨报》《时事新报》、人掌控的《星期评论》《建设》以及深受党影响的《新青年》等。一些介于政党之间的刊物——如《新月》《独立评论》等被视为中间力量。作为不同利益集团或政党代言人的报刊、报人显然具有不同的偏向。此外,民间报刊依然具有的市场属性也是研究者不能忽略的。作者指出:“研究近代报刊侧重其属性的同时,也要适度关注其商业运作的倾向或企业化特征。这属理念,也是研究的进路。”(第22页)如此书写近代中国报刊史,不啻于是一种新的解释话语。

      在中国近代报刊史研究中,既要注重学理的阐释和方法的创新,也不能忽视史料考证与分析。唯有理论与史料交相呼应,方能拓宽学科建设的广度和深度。该书在史料搜集和整理方面投入了相当大的功夫,为系统探讨国家——政党——社会语境下近代报刊史的书写搭建了坚实的平台。该书参阅了大量的报刊、书信、日记、回忆录、文集等官私一手报刊史和新闻史史料,所采用的材料皆是严格筛选后扎实可靠且有代表性的。无疑,在如此丰富有据的基础上,作者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可谓信而有据,立允。

      例如,以往学界对陈独秀、胡适等精英传播思想的研究多取材经典文本,侧重考察他们思想的内在发展逻辑和学术传承的脉络,作者着力搜集了在场人物文集、来往书信、报刊言论及国共两党相关史料文献,考辨了近代“问题与主义”论争中社会的形成以及分别作为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领袖人物的胡适与陈独秀分歧的原因指出,两人理念的不同是表象,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其所分别代表的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分野。近代报刊史,如何最大程度还原历史现场,进而考镜源流涉及史料的选择和利用,作者也提出颇为独到的见解。如书写报刊史,作者便强调“探讨的报业,也不能局限于报刊的创刊或终刊的时间、地点等等,也要看到的传播涉及党校、宣传部及其外围氛围等,也离不开的一些论述”“研究报刊史,研读《选集》之类是十分必要的,因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曾任过宣传部代理部长”(第465页)等等。

      总之,该书是结合社会史与报刊史进行交叉研究的成功之作,从历史学层面考察近代报刊办刊旨趣,将救亡图存下中国近代报刊探索视作过程并进行分析,而不仅仅是作为历史事件;从以往立足报刊本身立场去分析,仅仅关注报刊内容的研究转向视报刊为载体的研究,为整体意义上报刊史研究和勾连历史学与传播学的学科对话做了有益的尝试,是一部真正有创见的著作。